1970年代，当杨得志获悉刘伯承元帅双目已无法视物时，其神情中流露出深切的哀伤。

杨得志深感懊悔，向身旁的同事坦言：“我曾对刘帅下达过驱逐令，如今深感愧疚。”

工作人员立即安抚杨得志，指出过去的失误不应归咎于他，并确信刘帅对此已有充分谅解。

杨得志沉默不语，脑海中浮现出1958年的场景。

在实践过程中，由于忽视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，部分举措显得过于激进且缺乏针对性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。

随后两年内，由于健康状况不佳，刘伯承前往上海接受治疗，在此期间，廖汉生等人负责军事学院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由于多重因素影响，南京军事学院未能对刘伯承的来信予以充分。

1958年，南京军事学院因未贯彻中央反教条主义方针而遭到上级的严肃处理。

从历史责任的角度分析，刘伯承在此事件中并无主要过错，但为了维护其他同志的利益，他主动承担了责任。

在健康状况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，刘伯承便匆忙返回了北京。

陈毅获悉刘伯承归来的消息后，立即前往探望。目睹刘伯承撰写检讨时的困难，陈毅主动表示愿意代笔。

刘伯承强调，他必须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并进行自我批评，以改善学院同志们的处境。

陈毅深受触动，刘伯承的言辞中透露出对同志安危的深切关怀。

1958年5月，刘伯承缓步走向会议讲台，台下千余名军队干部肃然无声。

在反思过程中，刘伯承指出军事学院在教学与训练方面存在教条化倾向。通过这份反思报告，他主动承担了学院在相关问题上的全部责任。

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员们目睹此景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刘伯承的自我反思持续了约三十分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场无人对其提出批评。当他结束讲话时，全体参会的一千余名干部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在随后的讨论中，尽管部分将领坚持起身发表意见，他们对学院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提出了批评，但对刘伯承的评价却以肯定为主。部分与会者着重强调了刘伯承在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和杰出成就。

会议进入尾声阶段，反对意见逐渐减弱，正面评价持续增多。

在会议的最后一日，叶剑英元帅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刘伯承的高度赞赏。

叶剑英强调，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审视刘伯承的历史地位。作为革命家，刘伯承在革命斗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。

叶剑英强调，不应因某些争议而完全否定刘伯承的贡献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效仿苏联经验是必要的，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引入苏联模式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。如今，探索独立发展道路同样正确，我们应在前进中寻求创新。

叶剑英的讲话为刘伯承化解困境提供了重要支持。

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期间，刘伯承担任重要指挥职务，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，经常处理军务至深夜，这种持续的工作负荷导致其健康状况显著下降。

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，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因素在于刘伯承的战略部署。其精心制定的作战方案，为战役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。刘伯承充分发挥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，通过周密的战术安排，确保我军在战场上占据主动地位，最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重大战果。这一胜利不仅体现了我军的作战能力，更彰显了刘伯承作为军事指挥家的远见卓识。

战后，刘伯承将主要精力投入边防事务。1964年，他抱病前往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。此次考察任务完成后，其眼疾急剧恶化，随即返京接受治疗。

中共中央密切刘伯承的健康状况，专门组织医疗团队负责其诊治工作。多位与其并肩作战的同志相继前往医院探望。

1966年，随着战略小组的解散，刘伯承尽管仍保留着军委的其他职位，但已不再参与实际工作。

在十年风暴期间，刘伯承因处于闲置状态，决定离开北京进行休养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他最终选择了济南作为目的地。

刘伯承决定前往济南，主要基于两个因素：首先，济南的医疗条件在当时较为先进；其次，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是他昔日的部属，刘伯承希望借此机会与旧部重温曾经的战斗经历。

杨得志时常抽空探望刘伯承，表达对老上级的关切。然而，济南局势日益动荡，杨得志不得不建议刘伯承尽快撤离该地。

杨得志神情凝重地表示：“上级领导，鉴于济南当前形势日趋复杂，为确保您的安全，我建议您立即撤离此地。”

刘伯承并未因杨得志的明确表态感到不悦，他深知对方的良苦用心。他微微颔首，轻拍杨得志的肩膀，郑重嘱咐道：“无论局势如何变化，务必确保部队的秩序与团结。”

刘伯承随后前往南京，在南京期间，许世友对他进行了盛情接待。

1972年，刘伯承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，随后几年间，他的认知能力也逐渐衰退。得益于中央的高度和医疗团队的精心照料，刘伯承的生命得以延续至1986年。